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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，沈砚辞没有再来纠缠我。他在城外搭了间草庐，专门替穷人写状纸。不收钱。只是写完之后，会在每份状纸末尾添一句：“此状请姜先生过目。”有时我看见他的字，会怔一瞬。他的字还是很好看。只是没有从前那样锋利了。多了些迟疑，也多了些愧意。我该退回去的，会退。该改的，会改。仅此而已。父亲偶尔会问：“他又送状纸来了？”我嗯一声。父亲叹气。“你心里可还有他？”我想了想。“有过。”“现在呢？”我抬头看院子里的断刀。风吹过，刀穗轻轻晃。“现在有我自己。”父亲笑了。“那就好。”一年后，听讼馆搬到了更大的地方。门口不只挂着父亲的断刀，还挂了一块新匾。是我亲手写的。听冤。来的人越来越多。有人从外地赶来，有人带着血书，有人背着孩子，有人一进门就跪下，哭着说没人信我。我把他们一个个扶起来。说：“慢慢讲。”“这里有人听。”有个小姑娘问我：“姜先生，女子也能写状纸，也能上公堂吗？”我看着她。像看见很多年前，那个躲在父亲身后偷看案卷的自己。我说：“能。”“只要你愿意学。”“笔在你手里，就不是只能替别人写命。”那天夜里，我又梦见了母亲。她坐在院子里，替我梳头。父亲在旁边磨刀，嘴里哼着旧时的小调。梦里没有沈府。没有大理寺。也没有那份让我心冷的判词。醒来时，窗外正下着小雨。我披衣起身，推开窗。院子里的青石板被雨洗得干干净净。父亲在屋里咳了两声，喊我：“小晚，今日还去馆里？”我应了一声。“去。”我换上青衣，把笔放进匣子里。走到门口时，又回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断刀。从前，我以为那把刀是父亲留给我的遗物。后来才知道，它不是让我记住恨。是让我记住，我是谁的女儿。我是姜怀山的女儿。也是我自己。这一生，我不再做谁的影子。不再做谁手里那支好用的笔。我要写的每一个字，都由我自己落下。往后，若有人无处伸冤，我替她写。若有人被迫低头，我替她问。若有人想拿规矩、权势、情分压她。我便告诉她：笔拿稳。字写清。这世上的判词，不该只由男人来写。（全文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