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有一本家规簿。我七岁那年，母亲弯腰想抱我。父亲挡在中间，冷声道：“男女七岁不同席，纵是母子，也该避嫌。”从那以后，我不能看任何一个女子。更不能与母亲、长姐单独说话。犯一次，便得领罚。父亲把我的每一次失礼，都记得清清楚楚。“永安十二年三月初六，沈照与长姐在回廊独处。不知分寸，罚抄礼记二十遍。”“五月十九，沈照跌下石阶，表姐伸手相扶，罚跪两个时辰。”“八月初七，沈照偷看谢大小姐。心思浮荡，掌掴十次。”我一直以为，父亲总是如此严苛。直到父亲外室诞下的庶弟满了七岁。他仍能窝在长姐怀里撒娇，扯着表姐的袖子逛灯会。有人提醒庶弟年纪大了，也该避嫌。父亲却笑着说：“阿满心思纯净，你们莫要拿死规矩拘坏了他。”而我，避了八年嫌。直到我束发那年，和我定有婚约的青梅不小心掉入湖中。被庶弟救起时，湿透的衣衫贴在一起。当晚，父亲翻开那本家规簿，细数着我这些年的过错。数到天亮，他将我的庚帖推到庶弟面前。“男女授受不亲，阿满既救了谢小姐，便该娶她。”